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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李智勇 | 2015-07-22 15:57 |
五十年前的人們是不太能想象像現在這樣每年休息大概三分之一時間的生活的，同樣我們今天也很難想象每周休息五天的生活，但如果細致來想，在機器智能大發展的前提下，這其實是不錯的選擇，只是真要想到達這樣一種看著非常美好的未來，其中的危險和代價恐怕是遠超常人想象。
假如一個國家選擇了電子管
現在我們都理所當然的知道晶體管才是正確的選擇，但如果把時間回溯到60年代，那人們就會面臨一個選擇：究竟是選電子管方向還是晶體管方向。電子管并非全無優勢，至少技術成熟，也能比較好的對抗核武器。
那假如說有兩個比較獨立的大國，在電子行業發展的某個關口，一個選擇了電子管，一個選了晶體管，并且都堅定的走了下去，那在不掉頭的情形下，20年后會發生什么？
答案是一個國家很可能會因此而垮掉。
垮掉的邏輯鏈條可能會像這樣：電子管小型化到一定程度后，達到極限，而晶體管則按照摩爾定律的規律飛奔；接下來這種基礎差異會滲透到所有與電子器件相關的行業，影響所有電子類產品的成本價格，最終導致國家平均效率拉開差距，在眾多產品上失去優勢(電視等)；再后來晶體管一邊還可以發展出電腦和互聯網，并在這兩個新領域上占據先機，使競爭形態產生質的差異。
選擇電子管的，也許會因為文化、軍事的優勢而仍然做為獨立存在，但經濟上的失敗卻是注定的，而這種失敗則會反過來影響人心和社會結構，會產生動蕩。
同晶體管類似，還有些其它東西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種平均的生產效率，比如：能源、生產方式（德魯克認為泰勒的生產方式對生產效率的提升比技術本身還要大）。能產生這類影響的東西并不太多，但眼下確實至少有一個，這就是此前在文章里多次提到過的機器智能。
這并不是什么特別新的認知，也符合常識，但卻容易被新發明的各種新詞所掩蓋。
更接地氣的比喻是，你五個人干的活和別人一個人干的活產出一樣，那你的收入當然只有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而如果一個國家都這樣，那這個國家會陷入困境。
被遺忘的常識
上面說的事情并非是憑空杜撰，美蘇之間對抗時確實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唯一不能確定的是蘇聯的解體究竟有多少是因為選擇電子管這技術路線導致的效率劣勢。
從這事情我們可以反省出許多東西，如果從組織的角度來反省，得到的也許是：
一種獨裁的體制更容易導致巨大的錯誤。畢竟在西方晶體管的流行并非是因為某種自頂向下的計劃，而是主要由于企業的選擇。
在這樣一種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在蘇聯晶體管這選項竟然完全被壓制掉了，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體制的力量。
但由此最應該被認識到的卻不是關于體制，而是關于技術的力量。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似乎是一種常識，但我們的發展過程里其實從來沒有也不太需要把科技放在第一生產力的位置上。
這種過去可能會導致常識處在被遺忘的狀態，而這種遺忘則可能在未來導致比較大的錯誤。
如果大家看過歐盟做的全球各個公司研發投入排名，那會發現國內企業的投入還是偏低的。我記得2014年歐盟發的排名里國內企業里排名最高的是華為在第26位，其次是中國石油在第64位，第7的是上汽集團，全球排名157位。
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外國公司的排名大致是這樣：三星第2，微軟第3，Intel第4，Google第9，思科第18，高通第25，蘋果第35，而所有我們知道的車企大致都在五十名以前，其中菲亞特在第32位。其它企業因為性質差異不好直接比較，比如很難把中石油和微軟作比較。這里面最容易做橫向比較的其實是車企，上汽在500強里排第85，寶馬第65，但研發排名則是寶馬第13，上汽第157。
這類榜單只要研究，就會發現國內的企業在研發投入上相對偏低是基本確定的。
沒有系統研究很難精準的判斷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狀況，但可以進行一點粗略的猜測：
1、如果從過去找原因，那這也許是因為過去成功的模式暗示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不論是改開后的經商熱還是這次的互聯網大潮，技術都不是一種主要驅動因素。
在互聯網前的時代里曾經發生過一場比較有名的爭論，企業到底是應該走貿工技還是技工貿的道路，最終從結果來看是貿工技的活了下來，歷史基本站在了貿工技這一邊，雖然大多公司根本不會從貿走到技。
到互聯網時代人們開始認識到網絡效應的威力，認識到入口的價值，網絡效應可以對應到平臺戰略，關注入口則很容易看重產品。
成功企業的示范作用似乎在暗示技術上的投入并不值得。
2、如果向未來找原因，也許是因為很多企業并沒有像說的那么有宏圖大志。
技術只作用于未來，只有對所處行業未來有向往的人才會愿意在這個上做投入。從短期獲利的角度看，技術投入其實是不劃算的。我們可以經濟循環可以劃分成兩類：
一類是由物到錢再到物；
一類則是由錢到錢。前者是典型的各種產業，后者則是金融。
而產業里也還有比較偏金融的一類，比如李嘉誠的各種運作下面，即使是實業也很像是服務于創造財富的工具。越偏后者離這種研發投入越遠。
對此，很久以前大前研一講過一段很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中國的企業其實適合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做深做透，而這似乎與中國的國民性不符。
如果有一天技術變得更加重要
近來看了幾次外國人用確定的、不確定做一個軸，樂觀地、悲觀地做一個軸來劃分四個象限，接下來把各個國家放在這個坐標系里，結果大家都會把中國放在確定而悲觀這一象限里面。
這其實有點奇怪，因為中國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似乎也指日可待。同時對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這種經濟占比占比趨小，但卻是極為關鍵的領域，企業來主導產業的升級其實是沒有國家來主導這升級更有優勢的。
問題可能就出在上面所說的那點上。
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被稱作后互聯網時代，不管是移動端還是PC端互聯網可以迅速影響的地方基本上已經有了一種特定的格局，剩下的地方則與線下緊密關聯，需要更長的滲透周期。下一波的浪潮也許會來，但還沒人能完全確定它應該是什么？
問題是誰能說在下一波浪潮里技術權重不會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而沒有技術的企業不會成批死去？下撥浪潮里我們很可能會面臨游戲規則的重置。這是很可怕的事情，這就好比物理學家研究了一輩子物理，突然宇宙常數變了，牛頓定律、相對論、量子力學變成完全錯誤的了。
如果在能源、基礎材料、機器智能這類會影響基礎生產效率的環節上被拉開差距，那有一天電子管與晶體管的故事就可能會重演。
如果重演了電子管的故事，世界會變的怎么樣？
一邊是生產力大爆發后每周休息五天，工作兩天，可以悠閑生活的世界；一邊則是苦苦追趕，內部動蕩的世界。也許一周七天都可以因失業而休息，但這種休息的內在含義則顯著不同。
小結
馬克斯韋伯曾經用新教倫理來呼應資本主義，這看著很虛，但其實不是。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在面對上述的問題時就顯得非常關鍵。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已經失去了當初那種單純的建設熱情，失去了可以把大家整合在一起的超現實的東西，單純的金錢更容易培養短期視角，而短期視角則正是上述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管怎樣，這其實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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